三山藏古韵 一水写春秋

羊城晚报《潮州文脉》4月30日版面图

文 | 记者 曾柯权

韩江奔流，三山环抱，潮州古城静卧于粤东山水之间。这座有着两千年建城史的岭南重镇，既是中原文明南迁的见证者，亦是海洋文化交融的活态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火种，到唐宋文脉的薪火相传，再到当代的涅槃重生，潮州始终以独特的方式守护着岭南文化的基因密码。

本期潮州文脉，我们回溯流淌的岁月，穿过历史时光，触摸潮州古城跨越千年的文化肌理，解读这座“岭海名邦”如何以三山一水为纸、以韩江潮涌为墨，书写一篇篇历史的故事。

韩江畔的明珠 王丽 摄

山水相拥孕星火

潮州的历史，是一部从史前星火到文化繁荣的万年史诗，在潮州这片山海相拥的土地上，文明的星火早在近万年前便已点燃。目光望向南澳象山遗址，新石器时代先民打磨的夹砂陶片带着海洋的印记；穿越到陈桥贝丘，古越族人留下的粗陶与渔猎痕迹诉说着潮州先民的生存智慧；再凝视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原始青瓷与青铜器的微光映照出岭南文明的进阶之路——这条从象山、陈桥到浮滨的时光轴线，勾勒出潮州大地万年不息的人文根脉，也实证了潮州作为“岭南文明重要源头”的历史地位。

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榕青向记者展示史料依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今（潮州），即汉南海郡之揭阳县也”。据考证，潮州被纳入中央王朝管理体系的历史实逾两千年。

史料与考古的发现，揭示岭南地区早在秦汉时期便与中原文明初步交融的历史图景，到了东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义安郡，潮州则是另外的模样。《三阳志》记载：“郡左有溪，北自循、梅、汀、赣下。溪之东，其地曰鸭湖。”该书还表示《潮州图经》中称此地为“古代郡治所在地”。但郡治的遗址早已坍塌毁坏，逐渐湮没难以考证，唯有当地居民在耕作时，偶尔从泥土中挖掘出古代砖瓦，其形制与当时之物不同。据吴榕青考证，“鸭湖”应是潮州隋唐以前的郡治，且在韩江的东面，大概为今天的东津（桃坑）一带。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这片土地正式得名“潮州”，“以潮流往复，因以为名”，这个充满动态意象的命名，预示了这座城市与江河的不解之缘。吴榕青介绍，最迟在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州治西迁至金山南麓，开启了“三山一水护城郭”的经典格局：北凭金山为屏障，东借韩江通舟楫、与韩山隔江相望，西倚葫芦山（西山）作仓储，南拓平野利农耕。这种将中原营城智慧与岭南地理特质完美融合的范式，历经宋元明清而城垣轮廓不改，在《永乐大典》收录的潮州城图中凝固成永恒。

《永乐大典》收录的潮州城图 受访者供图

潮起韩江传文脉

潮州的历史离不开一个闪亮的名字——韩愈。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受到贬谪的韩愈踏上这片瘴疠之地。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宗师，在短短八个月任期内掀起了一场涵盖社会治理、经济改革与文化启蒙的深刻变革。

甫一抵任，韩愈便着手破解困扰潮州百姓的鳄患，为民众注入一剂“强心针”；更为人瞩目的是其人权改革，刺史府释放官奴，《昌黎先生集》中“以庸代役”的政策，使潮州成为唐代岭南最早实现奴婢制度改革的地区之一。

“自公之来，潮士皆笃于文行”。莅潮不久，韩愈破格起用当地名士赵德代理海阳县尉兼州学教授，开创“以士治士”的治理新模式。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唐学武介绍：“结合多方史料分析，可以推断出韩愈当时捐出了自己任职潮州八个月所有的俸银，表示了对潮州文教事业的大力支持。”韩愈首开潮州官学体系，其“不拘资序，唯才是举”的办学理念，直接催生了岭南文化史上的奇观——宋代进士数量较唐代激增数十倍。

当韩愈离任时，“州人请留不得，乃建祠祀之”的场景，演化成“江山易姓”的文化图腾——笔架山改称韩山，鳄溪易名韩江，北宋陈尧佐为此赋诗：“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这场始于公元819年的文明觉醒，仍在续写着新的传奇。自韩愈在潮州开启社会变革之后，历代贤才名人的接力传承，一步步将潮州推向兴盛繁荣：曾汪、丁允元、陈宏规、王源等潮州知州（府），接续修建过江通道，终于让“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石桥”成为了潮州的文化地标；北宋陈尧佐名臣重建所创州学，扩大学舍规模，鼓励文教科举，进一步祛除鳄患，其诗“海滨邹鲁是潮阳”的赞誉，使潮州“邹鲁之乡”美名远播；清朝蓝鼎元整顿州县学宫并推行教育普及，编撰书籍批判陋俗、倡导礼教让“潮俗为之一变”……

千年府城肌理如一

穿过广济桥的十八梭船，踏过宋砖明瓦铺就的太平路，潮州古城的街巷如同一部摊开的线装书；开元寺的晨钟暮鼓里回荡着唐宋梵音，甲第坊的嵌瓷厝角头凝固着明清烟云，大街小巷的骑楼商铺封存着民国往事。这座古城，用2.36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着两千余年的人间烟火。

唐学武介绍，随着宋朝中期中原大量百姓南迁，潮州人口激增，从原来唐朝的“万户小州”，发展成为南宋末年近14万户的人口聚集地。许多官员及后代落户潮州城，大量随军家属、南迁移民也汇聚于此，有力促进了文化、经济、手工业的融合交流。

宋代的潮州城市建设得到空前发展，是明清潮州全盛时期的雏形。“宋代的潮州城内，街巷纵横，里坊相接。”唐学武介绍，在宋代时，“大街”已是潮州全城的中轴线，也叫官街，是如今太平路的前身。宋时街上行铺林立，熙熙攘攘，商业繁荣。自子城鼓楼过太平桥，直达三阳门，街面铺石板，全长 505.8丈，宽2.4丈，两旁有排水沟。这条贯通全城南北的官街，规模可与中州（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媲美，这便是如今太平路的前身。

城内街巷体系更是充满智慧。以太平路为中轴线，56条街巷呈鱼骨状分布，形成“三横四纵”主干网络。巷道宽度严格遵循规制：除了可容四马并驰的大街之外，巷陌宽4尺，适应岭南湿热气候的通风需求；排水系统暗合“四水归堂”理念，每条街道下设砖砌暗渠，最终汇入韩江。这种科学的城建规划，使得古城历经千百年仍保持完好的人居功能。

黄金水道韩江，自宋代起便成为闽粤赣边区的经济大动脉。南宋时期，潮州东城墙连开五门（浮桥门、州学门、上水门、下水门、竹木门），太平桥至三阳门的石板官街（今太平路前身），铺面延绵五里。下游潮州的食盐、海产品（咸鱼）、日产品，上游的杉竹木、山货等，通过韩江往来各地，交易相当频繁。

韩江上的过江通道，则凝结了历代潮州官员与百姓的心血。唐学武介绍，在广济桥修建前，潮州行政长官大都以修建跨江桥梁为己任，鉴于古代修桥难度巨大，每任修桥都只能修一到两个桥墩，当中用梭船连接也是水流湍急，难以修建桥墩的折中之举。自曾汪建桥之后，接连不断有九任的州官，用了57年的时间，建了23个墩，先后被称为“康济桥”“丁公桥”“济川桥”等。

明代宣德十年（1435）起，潮州府知府王源重修过江通道，逐渐形成十八梭船廿四洲格局，“广济桥”也在此期间正式得名，成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这座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的跨江长龙，在化解江流湍急带来的建造难题的同时，也促进经贸繁荣。桥西形成的“桥市”延展数里，《东里志》记载“闽盐赣米、潮瓷广帛，昼夜交易不息”，江面上往来的大小船只，将潮州陶瓷、潮绣、茶叶输往海外。

广济桥横卧韩江之上 潮州文广旅体局供图

这种江海联运的商贸传统，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格局，并延续至今。“南富北贵、东财西丁”的民间谚语，揭示着古城的功能分区：南门街聚集商贾货栈，北隅府衙官邸林立，东厢韩江畔码头栉比，西门手工业作坊云集。

新城灯火续华章

步入近代，潮州历经沧桑巨变。1860年汕头开埠，古城经济中心地位转移；1991年潮汕分治，潮州升格为地级市。1986年，潮州跻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3年，耗时7年的广济桥修复工程启动，十八梭船廿四洲重现江面；2022年，镇海楼在原址复建，古城中轴线再度贯通。

在太平路牌坊街，23座明清石牌坊如历史丰碑巍然矗立。状元坊、四进士坊、七俊坊……每一方石刻都在诉说科甲鼎盛的往昔。而今的坊下，潮绣非遗传承人指尖翻飞，金银丝线勾勒出凤凰牡丹；手拉壶匠人脚踏辘轳，朱泥在旋转中化作茶道载体；百年药铺的铜秤旁，年轻人正直播介绍老香黄制作技艺……

牌坊街游人如织 曾柯权 摄（资料图片）

站在笔架山上俯瞰，古城墙与韩江新城隔江相望。开元寺晨钟暮鼓应和着韩江潮汐节律，韩文公祠的香火、牌坊街的市声、广济桥的灯光秀，交织成传统与现代的二重奏。在海外千百万潮汕侨胞心中，这座古城是族谱里的祖居地、是工夫茶里的乡愁味、是潮剧唱段里的家国情。

当前，潮州正启动申遗程序，推动潮州古城获评世界文化遗产。未来，世界将重新发现：这座古城不仅是海外潮侨的精神原乡，更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鲜活样本。从韩江潮涌到智慧新城，从府城牌坊到数字文博，潮州正在书写文化遗产活化的新范式，这座千年古城的故事，正等待着我们“花样”讲述。

【文脉众议】

宋元潮州书院教育省内领先

吴榕青（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书院发端于唐而勃兴于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的性质、功能及内涵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不同类型的书院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南宋以前，潮州尚未见有书院的记载。程朱理学在理宗朝获得合法地位且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后，由于朝廷的提倡，地方遍设书院，一时蔚为风气。1243年，潮州第一所官办书院——韩山书院应运而生，几年后，元公书院接踵兴起，稍后又增一所私立的京山书舍。元代，两所官办书院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再添置一所官办的得全书院。

从南宋理宗朝（1224—1264）开始，全国各地由地方官员倡办或受政府干预的众多书院，被纳入官学系统中来。成书于南宋后期的方志一般都在“学校”条后附“书院”，每个州（府）有一至几所官办书院（其中有县办的）。宋元潮州的韩山、元公二书院皆由知州创办，历次修建也都经地方官倡导，属僚响应，其作为州学辅助及补充形式的特征非常明显。

纵观省内其他地区的书院，如广州的番山书院（始建于1244年）、韶州的相江书院（始建于1246年)、惠州的丰湖书院（始建于1254年）等大部分从祠堂发展而成为有教学活动的书院，都后创于韩山书院。

宋末潮州同时拥有两所建制齐备的官办书院，尤为瞩目。《三阳志》称赞曰：“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在岭南中的地位确实如此，其发展势头一直延续至宋祚终结。元代书院一般兴废不常，潮书院却兴时多而废时少。如韩山书院早在朝廷力倡书院之前即重建起来，它两次荒废的时间合算起来不过二十年。元公书院更是硕果独存，百余年间从未辍置。

书院的出现固然与该一时期之时代背景、文教政策有关，而潮州毗邻闽、赣，得其思想、文教风习的沾溉尤多。南宋初，潮籍士子郭叔云、郑南升从朱熹游学，有相当造诣。目前可考知籍贯的宋代潮州知州，福建籍的占 58％（北宋）及60％（南宋）。知州以下的官员，其比例当不下于此数。书院的创办者郑良臣即为闽县人，其后继者林寿公、陈圭、陈炜俱为莆田人；直接参与书院教学管理的陈圭、吕大圭就是朱熹的再传弟子。饶宗颐教授指出，“南宋时，闽学对潮州影响至巨，官师之尊韩，盖亦与理学息息相关。”韩山书院的出现，可视作理学与韩学相结合的产物。

理学在南宋后期至明代前期，成为潮州地区学术思想的主流，其影响是很深刻的。发达的书院教育，无疑起了导向及推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土一批理学人物的出现。如宋末“结庐莲花山，聚士讲明正学”的陈肃，元代“阐明濂洛之道，学者多从之”的陈元龙（陈肃之孙），“冠婚丧祭一遵文公家礼”的张奂等。通过士子阶层，理学思想也影响到民间的风俗。明方志在谈及潮地的风俗时云：“明兴，文运弘开、士渐知明理学，风俗丕变，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实际上是宋元风气的流衍。

从上述情况看，南宋理宗以后潮州书院无论从教职员、教学内容及组织、教育经费等几方面都显示了官学特征，与州县学差别不大。在某个特殊时期，如元初庙学被毁的情况下，元公书院可暂时承担儒学的职能，也证明了书院作为与州县学并行的另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的规定早已形成。另外，私立书院有向官办书院看齐的倾向。其他如书院职事中的司计、司书、斋长等名称首见于南宋后期潮州书院中，尤对书院制度史研究有所裨补。（节选于《宋元潮州的书院》）